第六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年7月16日至17日，第六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历史教学》编辑部、《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承办。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所的七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围绕“近代报刊与区域社会(1919——1949)”的议题，分两大会场同时进行，共计十四场的专题展开研讨。内容概述如下。

　　一、近代报刊与区域政治、文化的联动

　　五四前后，思想与潮流交融的思潮风起云涌，其呈现的脉络无疑与展示的载体、平台有着密切关联。安徽大学王天根从新文化运动中的《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期刊入手，探析整个五四时期的媒介系统，以“问题与主义”为切入口，探讨报刊与政治议题的关系，为新闻自身发展的职业精神与宣传策略之间对峙、融通这一纠葛找到分析。

　　讨论重大事件，关注大人物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南开大学江沛考察了抗战时期战时国民党新闻体制及运行的复杂性，深层次地探析了在国破家亡、动荡的时代，新闻媒体报刊、新闻体制以及国家意识形态三者相互博弈的状态。在探析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考究小人物撬动大历史，也应是历史研究中不该忽视的一个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展示了五四时期一个被历史记忆渐渐忘却的小人物张厚载促动、引爆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一场大争论、大分裂的来龙去脉，以小见大，窥见小人物对后世中国政治变迁的深远影响。

　　舆论历来是影响政治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合理引导舆论必须厘清舆论的形成、发展路径。华中科技大学唐海江着眼于清末民初士人关于“舆论”表述的研究，试图从士人关于“舆论之敌”的命题出发，进一步分析近代中国舆论面对的难局，并指出限于伦理的建设，而缺乏从制度建设上去寻求解决之道，这一难局难以短时间解决。

　　地域文化的发展状况可以从彼时彼地报刊媒体上窥见一二。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主要探讨从1927年到1937年(即从民国十六年到民国二十六年)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详细梳理了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业的发展特点;真实再现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和民族地区汉文报刊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印象，为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报刊是近代意义上的新媒介，其于区域性舆论场域的功能发挥关涉社会语境、结构、话语乃至修辞术。研究近代报刊从中窥测近代区域政治的风云变幻、新旧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激荡，给当今社会乃至国家政治和文化走向提供启发。同时，通过近代报刊透视媒介如何形塑政治、传播和引领文化思潮，提供了观察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标准视野。正是由于近代报刊与区域政治、文化的相互联动关系，报刊史的书写研究更显价值。

　　二、近代报刊、报人(团体)的个案研究

　　1、近代报刊研究

　　《苏报》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国内第一份报纸，它的革命宣传和震动全国的“苏报案”，注定其至今仍意义非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以“媒介化政治”，即既包括媒介在政治沟通的中介作用，同时更着意媒介自身逻辑是如何改变并型塑政治，考察1903年《苏报》实践，观察当时社会与政治的标准视野，引发报纸报人的激进倾向，产生新的报刊文化。中国此后的革命报刊实践乃至“党报”的集体知识，都可以从苏报中寻找到某些影子。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岳山探讨分析蔡元培在教育会与爱国学会分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探讨他“苏报案”前离开上海前往青岛的真正原因，进而凸显清末教育革新人士团体的另一社会面向。

　　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最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申报》历来为研究者们所利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张鑫通过考察抗战前《申报》化妆品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变迁，探索了化妆品在近代中国的销售过程;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探索女性美的建构过程。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邵雍利用《申报》资料，勾勒晚清海盗的基本情况，以期丰富和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孔正毅则以《申报》(1911年至1927年)的记者招聘启事为中心，进行全面系统梳理，试图从中窥见民国初期记者职业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具体表现，力求较为全面地展示民国初期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的发展全貌，意在揭示近代中国记者职业化的基本规律及其路径。

　　这个时期民间报纸虽然活跃，但官报依然存在。作为清末新政主要内容之一的《北洋官报》，不仅在官报的创办上具有样板功能，其发行方式也被晚清各种官报模仿。《历史教学》编辑部杨莲霞从派销对象、派销方式等角度考察《北洋官报》的派销发行，以期分析清末官报的停刊与其主要发行方式——派销之间的关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何扬鸣较为贴近地还原《东南日报》在于子三事件中的角色，反映出一个区域大媒体在地缘政治中的左右为难。

　　2、近代报人(团体)研究

　　20世纪中国涌现出最早的一批名记者，邵飘萍、黄远生、邹韬奋等，都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亚平摆脱以往对于范长江的一味歌颂，探讨范长江从一个自由记者转变为中共党员的思想转化过程，分析范长江走向中共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因素。《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天津度过了其生命的四分之一，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咏梅研究之前少有人关注的胡政之与天津地方社会的关系，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分析指出胡政之作为报人和名流与天津地方社会深刻的关系。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蒋含平以1926年这个历史切口研究民国名记者人群的空间转移与群体流变。她探讨了名记者人群空间转移的方式和原因，名记者群体的流变特征及其前后差异，空间的转移与群体流变的关系。通过考察这些变化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民国时期记者群体的流变乃至于新闻事业发展的走向。

　　无论是新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学者们都倾向于通过当时的报纸或是历史人物来窥测1919到1949年间的社会变迁与风云变幻。此次研讨会众多专家学者都选择了报纸报人(团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论文居多，研究成果丰富，不再一一列举。

　　三、新报刊史的书写及城市传播等研究

　　城市与传播的议题随着新媒体革命的深化日益变得突显，传播视野中的城市研究大量涌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对其近五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享与交流，围绕城市传播的核心，展开了新报刊史书写研究，并带来了五篇论文，进行新闻与历史跨学科的对话。复旦大学季凌霄《大世界与“大世界报”：游戏场空间、报纸与娱游者(1917-1927)》、华东师范大学詹佳如《十八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上海大学周叶飞《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上海理工大学金庚星《火警媒介与城市空间：从日旗夜灯、钟楼到电话网络》、上海政法学院孙藜《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新报刊史书写把空间、交往关系、技术形态等融入到报刊史研究中，展现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报刊史研究的视野。

　　复旦大学孙玮、谢静汇报、分享了其研究团队近五年所做的关于“城市传播”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基于信息可视化，大数据挖掘等城市研究，凝练了五大关键词，来解读传播与城市的关系，试图提出城市传播在当前转型的新范式，传播研究融入城市视野。并提出了可沟通城市的概念，从传播来理解城市以及具体评价体系、调查实施的方案，试图建立适合中国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基本概念和框架。

　　综上所述，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学与新闻学专家学者，议题涉及方方面面，大家相互交流意见，分享心得，成果丰富。同时，通过此次研讨会的讨论可以发现尚有问题存在，尤其体现在新闻界与历史界之间的沟通较少，学科交叉研究中学者学科背景知识不足，这也是此次会议中学者们的最大分歧所在。正如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天根教授总结，新闻学界把报刊与都市传播、乡土传播结合在一起，历史学对此也有很好的研究基础，非常希望史学界与新闻传播学界彼此加强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网通讯员鲍宪伟王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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