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工作吗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美国微生物学会(ASM)近日通过官网发布一条消息，即以后将不在ASM期刊网站上公布影响因子。他们认为，影响因子评价系统过分强调高影响因子，有些研究人员因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获得不恰当奖励。这样的扭曲评价系统损害了科学本身，阻碍了科研工作的交流。这一决定正是为了避免为这一扭曲的系统“推波助澜”。

　　科学界抵制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个人工作并非头一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举动发生在2012年12月，当时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内的75家机构和150多位知名科学家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认为影响因子是评价期刊的工具，不是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具。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评审。

　　说到影响因子，不得不提及影响因子之父尤金·加菲尔德。1955年，他第一次在《科学》杂志提出“引文索引”设想，即提供一种文献计量学的工具来帮助科学家识别感兴趣的文献，开创了从引文角度来研究文献及科学发展动态的新领域。现在人们所说的影响因子一般是指从1975年开始，《期刊引证报道》　每年提供上一年度世界范围期刊的引用数据，给出该数据库收录的每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其计算方法非常简单，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最早是用来帮助图书馆决定该订购哪些期刊。

　　影响因子作为期刊的评价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当它被广泛用于评价科学家个人的绩效，是否具有科学性呢?从计算方法看，影响因子实则是一个平均数，就算是国际顶尖学术期刊，除了一些“爆款”，大部分文章的引用也是远远低于平均值的。通俗地说，一份好的期刊，并不能反映单篇论文的质量。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缪其浩认为，现在广泛应用于国内的影响因子，其本质是一种行为计量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若单独用来评价科研人员，则过于粗糙，也是不适当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缪其浩曾亲耳聆听过尤金·加菲尔德的报告。这位影响因子之父，当时举了个例子，生物遗传学领域有篇宣扬种族主义的文章被高频率引用，大家引用它就是为了批驳它。尤金·加菲尔德自己也承认，过于简单化地用影响因子来评价势必会带来偏差。

　　一位青年科学家告诉笔者，他周围很多科研人员都热衷在高影响分子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倒也是当下中国的科研实情。比起科研创新，一些科研人员更关注的是如何发高影响因子文章。需要让人警醒的是，近些年来为了能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一些科学家不惜造假，比如曾被誉为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就承认其在《科学》发表的论文中的干细胞根本不存在。

　　这恐怕才是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个人工作的最大危害。因为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妨碍的正是科研创新能力。有些善于投机的科研人员，往往会抓住某个容易引发关注的科学问题，一哄而上，从而放弃了自己深耕的领域。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沉下浮躁的心，需要耐得住寂寞。一篇论文，只是科研工作的自然体现，至于这个工作是否有价值，应该有着更科学的评判体系，而不是借用影响因子。说到底，影响因子本没有错，错在了滥用影响因子的评价体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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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用影响因子 来评价科学家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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