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和期刊的等级制度合谋了学术的创新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复旦大学“70后”海归副教授郑磊这几天火了。起因他是和硕士生合写的一篇论文，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约稿，原本这个月就可以发表。可是到了最后时刻，期刊主编却突然提出硕士生不能联合署名，只能留下老师一个人名字。几番沟通未果后，郑磊做出一个决定：“只要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

　　正是郑磊撤稿的行为无意中揭开了学术界的诸多潜规则，也让他火了起来。期刊按照项目基金的级别、作者的职称和学历录用论文并不是什么隐蔽的事情，几乎每一位学术青椒都会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始作俑者是期刊的等级制度给期刊带来的种种额外收益。或明或暗的收取版面费至今依然没有取消过，甚至向本人收取版面费的期刊还进入了所谓的A刊的名单。等级比较高的期刊，除了版面费，各种会议组织获得不菲的利益之外，行内专家和领导的招呼也给编辑们带来了不菲的人脉资源和其他的利益交换。

　　正是期刊等级的划分能够给期刊带来巨大的利益，期刊按照期刊的评价标准来组稿也是理所当然的。国内期刊的评价标准一般有基金项目比例、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根据国内科研生态，权威论证依然盛行，职称高、名气大的专家们的文章无论好坏被引用的比例都远远高于低职称、低学历的研究者。更因为，高校对教师论文发表有数量的要求，使得期刊接受论文供不应求，无暇一一细看，此时如同高校学生就业一样，通过学历职称进行筛选来减少论文数量就成必然的了。长此以往，期刊对投稿人的职称和学历的要求就成为了“惯例”而不容质疑了。

　　郑磊的“撤稿门”无外乎是对这种“惯例”第一次公开的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于依然在热衷于给期刊“评级”的“学术界”来说，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冲击。毕竟期刊需要的不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而是“引用率”、“影响因子”等和学术内容毫无关系的外在指标。当然会有不少人说，为什么外国人可以用“影响因子”和“引用率”来评价呢?这和国内研究机构尤其是高校的等级制度下科研生态有很大关系，使得“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

　　我们的文化中有非常深的“权威论证”，做文章尤其喜欢“引经据典”，“名人名言”尤甚。这导致名人、专家的文章在以“引用率”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得分比较高。所以期刊为了获得“较高等级”以及“等级”背后的利益，喜欢高职称和名人专家的文章并不意外，利益驱动而已。

　　当然仅仅是期刊追求“等级”尚且对“学术创新”造不成太大的影响，毕竟学者研究引用还是要看内容的。但是高校的“等级制度”，促使大批为了生计的研究者为了获得更高的职称和更多的科研奖金，使得学者们无暇细致变比名人专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引了之，这大大提高的引用率又加剧了期刊对名人专家文章的渴求。反过来期刊又加剧了名人专家的名气，加剧了名人专家教授们在学术界的权威，这种权威又加剧了“权威论证”和对更高学术等级职称的渴望……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专家增加期刊的引用率，期刊增加了专家们的权威，可是这一切都和学术研究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正是高校和期刊的等级制度，使得对科研人员和期刊的评价体系都和研究内容没有太大关系了。为了追求更高的职称、名气，研究者更喜欢追逐“热点问题”，更喜欢研究影响力更大的“社会问题”，以至于尤其人文学科的研究有了“新闻化”的倾向，学术研究也沦落为“解释”更高级别官员和专家的观点。

　　正是高校等级制和期刊等级制度的“合谋”，使得学界丧失了独立的学术辨别能力，也缺乏学术辩论的氛围，当然也使得研究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孰是孰非，比较比较作者的职务高低，比较比较期刊等级，结果就出来了，又省事又不用动脑。

　　虹野：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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