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的保存及研究进路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本文从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基础层面入手，阐述了我国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资源保存现状，并以学术观察和业界现场的双重角度提出保存、管理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隐忧，试图廓清和解析所涉问题层面和性质，以此探寻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路。

　　关键词：出版文化遗产保护范围集中保存情况研究进路

　　近代以来，在国家主义的裹挟下，中国出版作为一种舆论主体直接参与到民族运动中。革命与启蒙奏响时代主音，旋即成为近代出版的两大主题。出象牙之塔，往十字街头，出版业不再单纯囿于一个行业范围，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成为时代的传感器、温度计和播种机。在近代文化运动中，出版业勇立潮头，通过对新思想、新科技、新文化成果的广泛刊印与传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展塑造现代国民的雄心，成为国家理性启蒙与现代性养成的有力推手。[1]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出版业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忠诚记录者和坚定推动者。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近现代出版活动留下了500多万种出版物和目前无法计数的出版资料。保护好这笔丰厚的出版文化遗产，不仅是对中国的也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

　　一、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的保存现状

　　2014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成立专门机构筹备国家“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中国出版博物馆，并以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为契机，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在新闻出版系统内开展出版文化遗产的普查登记工作。通过普查发现，近现代范围的出版文化遗产数量惊人，不乏珍品孤品，但保存相当分散，保护条件严重不足，相当一部分只是堆积在仓库里。为数不多的几家集中保存单位，受限于资金、人力和专业水平等因素，也未能在研究层面作出更多的贡献。从保存的集中度、藏品价值及整理程度等方面考量，人民出版社、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唱片总公司四个单位比较有代表性，现做一概述式介绍，可管窥一斑并探查可补之处。

　　1. 人民出版社

　　自成立始，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对宣传、出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1921年党的一大会议上决定创建自己的出版机构，这就是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民社”)。人民社90多年的历史天然与党的革命建设事业结合在一起，见证并记录了党的人民出版事业，积累了大量珍贵出版物，许多业已成为孤本。比如：1921年人民社成立后首批出版的12种图书，上海书店、长江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启阳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以及延安时期的解放社、新华书店的出版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恩列斯毛的各个版本等，还有错版图书、各个历史时期的纸型等。人民社资料室还存有大量领袖名人大家的编辑档案、手稿、书信往来，其中有毛泽东、江青、陈伯达、康生、郭沫若、田家英等人的亲笔书信。这批文档的保护和挖掘，将完善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现场，起到补史、证史、充实历史的巨大作用，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将对近现代历史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中国版本图书馆(以下简称“版本馆”)成立于1950年，前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负有征集并保管全国各级各类出版物样本之责，馆藏各类样本已逾500万种册。在现当代出版物范围内，宣传画和连环画收藏完好、序列完整、品相如新，最能符合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标准。

　　版本馆是唯一系统化收藏宣传画的国家机构，完整保存了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的全版本版次的宣传画，共81025种，131457张。其中，50年代出版的16490种，60年代出版的13149种，70年代出版的15649种，80年代出版的23355种，90年代出版的6201种，还有6181种出版日期有待考证。馆藏宣传画有许多稀有的单幅作品，比如“八个革命样板戏”宣传画、“毛主席八次接见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五个里程碑》《炮打司令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等珍品。由于版本馆不承担读者服务功能，藏品从不外借流通，这些宣传画得以保存完好，品相如新。

　　连环画是版本馆另一特藏。馆藏连环画43665种，其中1949年出版的17种，50年代出版的12632种，60年代出版的3079种，70年代出版的4329种，80年代出版的9527种，90年代及以后出版的13961种，还有120种出版日期不详，可能是更早期的版本。其中有东亚书局、劳动出版社、火花出版社、普及出版社、美联出版社、前锋出版社等现已消失的出版机构发行的《全部三国志》《全部三国演义》《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死里逃生》《太太问题》《梅林与牡丹》等大量市面上看不到的品种;有赵宏本、刘继卣、贺友直、王叔晖、严绍唐、张乐平等一大批连环画名家名作，品相完好，多次在国内外专题展览。

　　3. 中国印刷博物馆

　　中国印刷博物馆(以下简称“印博”)1996年建成开放，是一座展现中国印刷技术发明与发展历史的专业博物馆。馆藏文物6000余件(套)，其中包括一批晚清以来反映近现代印刷技术发展水平的文物，包括晚清木活字420盘约32万个单字、铜活字6盘约4000个单字，清道光至民国时期房地契141件，清以来邮票43种约2430余张，民国时期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印制的纸币66种434张，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书籍82本，1949年以来四套人民币及纪念币，近现代以来印刷设备102台。

　　4. 中国唱片总公司

　　中国唱片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唱”)1949年5月成立，合并接收了大中华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和胜利唱片公司等旧中国唱片工业基础。据统计，中唱收藏了百余年来累存的13面唱片金属母盘、4.5万条磁记录胶带，数十万首曲目及近年才公之于众的7万多页纸质出版文献档案。

　　这批有声资料中包括一批珍贵的历史名人声音档案，其中有孙中山先生《勉励国民》《告诫同志》《救国方针》的讲话，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还收录了蒋介石和民国时期一些政界要员的讲话。有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包括著名歌唱家应尚能、俞宜萱、周小燕和著名歌唱演员王人美、周璇等演唱的歌曲录音唱片，电影界名人如赵丹、胡蝶、袁牧之、陈波儿等人的唱片母盘。革命音乐家任光、聂耳、冼星海等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渔光曲》《码头工人》等一系列革命歌曲。戏曲和曲艺也是现存老唱片的重要内容，包括了1064名戏曲演员、172名曲艺演员、189名歌唱演员、70名独奏演员和49个音乐团体演唱演奏的曲、剧目。另外，中唱在“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整理中发现了大约7万页纸质出版文献档案。据《东方早报》报道，这批文档绝大部分是百代公司文件，其标注日期集中于1930年至1940年代间，最早可追溯到1918年，最晚可达至1968年，时间跨度整整半个世纪。[2]

　　二、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研究的主要不足

　　与传统印象中的文物相比，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面世时间较近、种类繁多、存世数量巨大、介质形态多样，学界和业界都没有投放足够的注意力在此领域。加之近现代以来生产工艺变化，纸张含酸量较高，书籍寿命大为缩短。古代书籍纸寿千年，现代图书百年内即不复存在，可以说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散佚消亡的速度更快，抢救性保护整理研究的任务和问题更为迫切。

　　1. 基础理论问题有待廓清

　　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问题处于出版学与文物学的交叉地带，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目前，出版学处于发轫阶段，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没有覆盖到这个问题，而文物学视野下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的研究又缺乏显著重要性。因此一些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边界范围、评价标准、保护理念和研究进路等仍模糊不清，有待解决。此次普查中，人民社、版本馆都受到边界范围和评价标准等问题的困扰，人民社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社名建制，有大批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大字本、名人批注本和手写编辑档案等，是否应列入文物普查范围缺乏理论支撑。版本馆版本档案齐备，但要组织单件评估工作，还需要分类整理目录、仔细比对版本，更要组织业内专家进行专项评审。而目前尚未形成出版文物定级标准，更缺乏专家评判队伍，工作难以一次性推动到位。业务工作对理论研究提出迫切的要求。

　　2. 业务管理问题尚待破解

　　当前我国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资源保存分散，大部分保管单位尚未启动基本的目录整理工作，有些单位几经变迁整合，文献资源散佚流失不知凡几，令人叹惋。[3]另一方面，由于组织管理归属不同，资金和人力的统筹也很需要智慧，就以几家大的单位而论，人民社、版本馆和印博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单位，中唱归属国资委管理，老字号出版社集中的中国出版集团为国家单列计划单位，财政申报需走各自渠道，业务开展层级审批也需各自完成，业务工作开展起来很容易变成行政工作，难以善终。

　　3. 关键技术与利益平衡等实际问题不可忽视

　　在实操层面，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有不少关键技术问题需要突破。比如，中唱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前没有著录信息的唱片金属母盘，如何在不损伤本体的情况下识读出唱片内容就需要应用特种技术。再如酸性纸书籍的保存方法、磁带光盘的十年大限技术、保护与利用的边界与尺度等等都需要深入研究。另外，由于时代较近，加之出版本身是复制的过程，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资源相当一部分都有复本，不仅可以作为商品流通，还有版权交易价值。基于商业考虑，一些保有单位不愿意推动或者参与近现代出版物的文物认定和相关管理工作，更不愿意对藏品进行定级保护。缺乏对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实际情况的调查，国家将难以出台相关政策，进而采取灵活可操作的保护方式，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难以避免陷入曲高和寡百无一用的尴尬境地。

　　三、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的研究进路初探

　　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问题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一定是共同开展、相互支撑的关系，特别在基本框架设计上要撮合各方共识，方能促进解决问题的进度和效度。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思考。

　　1. 框定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的边界

　　确定研究对象和范围是问题研究的首要之义。按照历史的、学科的和逻辑的方法，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应指1840年以来在编辑、印刷、发行等出版过程中产生或与之相关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广义也应包括传承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从实物角度出发，经过对《文物保护法》《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以及《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草案)、《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鉴定标准(试行)》(草案)等权威文件的整理，归类了出版领域的七类文物：

　　(1)文献：各种重要会议之决议、决定、宣言，各种机关(党派、政府、军队、团体及其他机构)的文书、布告、电报、报告、指示、通知、总结等原始正式文件。

　　(2)手稿：全国性领袖人物、著名军政人物、著名烈士、著名英雄模范、著名作家及各界公认的著名人物等亲笔起草的文件、电报、作品、信函、题词等的原件。

　　(3)书刊、传单：书刊包括书籍、报纸、期刊、号外、时事材料、文件汇编等印刷品;传单包括重大事件和历史大规模群众性运动中散发、张贴的传单、标语、漫画，重要战役的捷报，也包括交战双方向敌方散发的宣传品。

　　(4)音像制品：照片(含底片)、录音带、录音唱片、纪录片、录像带、光盘等，形成时间较早、存世稀少、能反映重要人物的重要活动、对重大历史事件有佐证意义的原版作品，或流传经过中有特殊情节的原版作品，确定为一级文物。

　　(5)货币、邮票等实用艺术类物品。

　　(6)宣传画，根据《一级文物定级标准举例》(文化部，2001年)第二十四条，宣传画为一级文物。

　　(7)重要或著名出版人物、重大出版事件或出版过程中产生的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物品，如文房用具、生活用品、信札等。[4]此外，属于出版业重要的文化遗产而未列入上述分类的还应有具有时代代表性、重要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各类印刷设备等。

　　2. 打破藩篱，推进产学研交互式研究

　　如前所述，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一个实际问题的研究，需要围绕实物和业务工作展开。这就需要文化研究领域常用到的“接合知识”的方法，集合产学研三方力量，联合出版学、文物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在学理与应用上做交互式的跨界研究。

　　中国出版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在推动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资源整理和科研上已有所作为，2015年，就专项委托开展了对人民社、版本馆和印博的文物藏品目录整理工作，进行了抢救性挖掘老一辈出版家和学人文稿资料的出版史料抢救工作。另外，出版文物定级标准制定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中国出版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应该是建筑实体的过程，也是一个梳理学科内容、研究学术问题的过程;要力争成为接合知识、连通产学研各界的枢纽，来推动对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资源实际问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

　　3. 保护、管理和利用等问题的研究进路

　　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大体可从三个层面考虑：

　　一是选择分级分层的保护框架以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选择典型年代、典型版本及有特殊标记的单本进行保护，其他同类版本和复本作为一般物品照常流通使用，这也是博物馆收藏的通行做法。

　　二是确立专业集中的保护主体作为这批珍贵资源的理想安居之所。中国出版博物馆规划建设印刷技术厅、红色出版厅、珍本典藏厅、出版艺术厅、编纂机构厅、藏书文化厅、数字出版厅、少数民族出版厅、港澳台交流厅、印刷设备馆、国际交流厅、发行厅、版权厅、唱片厅、出版名人堂、特殊印刷品厅等16个主题展厅，主要满足未来30年内出版文化资源收藏、保护、展示、研究、交流及出版文化资源共享的全面发展要求，可以通过捐献、托管及开辟专门展区等多种方式承担起收藏、展示珍贵出版文化资源的主体责任。

　　三是采用灵活多样的管理方式推动保护实施与合理利用。尤其是出台可移动文物相关规定细则时，要以可行性、实操性为前提。对一些出版文物保藏单位特别关注的如复制出版自主机制问题加以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丛桂芹. 价值建构与阐释——基于传播理念的文化遗产保护[D]. 北京：清华大学，2013.

　　[2]廖阳. 见证上海唱片史的文献该如何保护?[N]. 东方早报，2014-04-13.

　　[3]肖贵洞. 漫谈本世纪近现代文化遗产演变的动向与疑难[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9(4)：5-10.

　　[4]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办公室.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修订版)[Z]. 文物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中国版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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