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全民阅读理念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入我国之后，在2006—2016这十年之间，经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大力推进，以及阅读实践的推广，阅读科研的促进，实现了生机蓬勃的本土化发展。从全民阅读法规政策、工程项目、活动与推广组织、宣传报道、产业发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可以看到，全民阅读正在成为国家战略。十年经验值得深入总结和思考，这将成为全民阅读再出发的经验基础。

　　关键词：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阅读推广阅读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文化需求的增长，阅读环境的改善，都为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阅读的一系列理念——“全民读书”(Books for All，1972)、“走向阅读社会”(Towards a Reading Society，1982)、“世界读书日”(the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1995)和“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1997)等提供了本土化生长的土壤。尤其自2006年开始，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11个部门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并联合成立全民阅读组织协调办公室之后，中国全民阅读开始了从活动到战略、从理念到实践、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十年。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三年在“两会”报告中“倡导全民阅读”，同时全民阅读工作还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正式对外发布，这一切都体现了全民阅读经过十年成长，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从倡议到国策——全民阅读政策的十年发展

　　从2006年11个部门发起的倡议书，到2016年全民阅读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八项“文化重大工程”之一，我国全民阅读政策历经十年摸索开拓，初步实现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民阅读工程纳入政府工作重点

　　相比其他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的理念，如“全民健身”“学习型社会”“全民科学素质”等，全民阅读进入国家大政方针的步履稍慢。在政策酝酿阶段，两会代表委员曾连续为此提案建言，如朱永新委员自2003年就开始连年提案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聂震宁委员2016年已是第十次提案呼吁设立“全民阅读日”。在有“智”之士、中央和地方相关行政部门的共同探索推动下，全民阅读政策开始从“热身”到“起步”。

　　2006年到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所发布的十次全民阅读通知，是解读全民阅读政策发展思路的生动文本——这个由部委就全民阅读连续公开发布的通知，也是各地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制订各地全民阅读方案的主要思路来源。在2006到2011年的“热身阶段”，这些通知形成一张自上而下的概念网络，号召宣传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提高着各界对全民阅读的认识和热情。自2011年“全民阅读工程”同时列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重点工程起，主管机构的重视从提倡上升为行动阶段。

　　2011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全民阅读的身影——“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次年，总署将“建设‘书香中国’”写入年度通知的标题，并有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长效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各地、各部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中长期规划”等内容的升华，此后，更多的全民阅读政策意图体现在各年度通知之中。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如同一声清脆的发令，全民阅读各项政策的制订开始正式起跑，关注阅读的社会各界为之沸腾。

　　(二)国家政策格局日益明朗

　　一个人阅读习惯的养成，阅读能力的发展，需要从童年到成年的长期培养;社会整体阅读环境的改善，国民整体阅读水平的提高，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享有阅读权益，就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十八大之后，“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2014—2016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五年之中，我国全民阅读的基本政策思路逐渐明朗。

　　阅读立法全面启动。进行全民阅读立法是众多文化发达国家将阅读提升为国家意志、进行制度化保障的重要措施。2013年3月，我国全民阅读立法工作正式启动，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立法规划项目;2016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布。在近三年的立法进程中，立法组反复调研国内外情况，征求各界意见，并力推地方立法实现了突破，分别是：《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2014)、《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201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2015)、《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015)。这四部法规各有特色，与《条例》一脉相承，具有共同思路：坚持均等普惠、儿童优先、重点群体保障、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从阅读内容、设施建设、服务推广等方面全方位保障公民阅读权利。

　　另外两部与全民阅读紧密相关的法律文本已于2015年公开征求意见，分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三者紧密联系，从不同角度为促进全民阅读提供法律保障。这三个文本的制订者虽然不同，但在立法过程中都反复征求了众多相关部门的意见，可视为集体智慧、初步共识的体现，共同勾勒出了全民阅读政策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长效机制初步建立。政府责任主体的明确，是推动一项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2013年，国务院公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建成立“三定”方案，明确了出版管理司“组织实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职责，并将图书处副牌定为“全民阅读办公室”。2015年，总局年度通知中以开展“全民阅读工作”替代了惯用的“全民阅读活动”，年底，总局召开了首次全国全民阅读工作会。强调组织机构建设，成为总局推动各地全民阅读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经统计，截至2016年3月，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大部分由省委省政府牵头，财政、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电等相关行政部门任成员单位，办公室大多设立在新闻出版广电局，推动了地方全民阅读的统筹规划和资源配置，通过开展活动、搭建平台、资金支持、提供场地等方式逐渐组织培育起各种阅读推广力量。从江苏、北京、四川、湖北、深圳等地经验可以看到，领导组织机构有作为有担当的地区，全民阅读事业的活跃程度就越明显，就越能开风气之先，成为践行新思路新项目的“试验场”。

　　全民阅读战略规划启动。十年来，政府促进阅读的思路逐渐转向长期、系统、科学地建立体制机制层面。2011年，总署将“全民阅读工程”列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此后又开始酝酿制订专门的全民阅读中长期战略规划;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指日可待。战略规划的实施，要落实在一个又一个起到支柱作用的工程、项目之上，这些年，我们看到各类面向大众或青少年群体的长期阅读机制正在形成，一大批全民阅读公共服务项目、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面向贫困人口的全民阅读定向扶持项目开始实施，如“书香童年”阅读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

　　(三)统筹协作机制日趋清晰

　　促进全民阅读绝非一个部门、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的群策群力。从中央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统筹协作、各司其职的局面正在形成。例如，文化部不断强化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全民阅读服务功能，并牵头制定包括全民阅读在内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教育部致力于推动阅读教育、建设书香校园，2015年与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财政部支持全民阅读的经费不断上升，拿出专项资金补助地方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实施实体书店免税政策，安排实体书店奖励资金，扶持农家书屋、“书香童年”阅读工程等全民阅读项目等。2015年，“全民阅读活动的组织与承办”列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等都就本系统阅读发布倡议书、通知，开展活动，建设基层阅读设施。

　　在各部门的统筹协作中，我们仍然可以提炼出“儿童优先”“保障重点群体”“推荐优质内容”“推动社会参与”等共同的理念原则，勾勒出我国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的基本轮廓。

　　二、从星火到燎原——全民阅读实践的十年发展

　　笔者认为，近十年来，我国全民阅读工作最大成就莫过于全民阅读理念从“启蒙”到全面普及，这是一个自上而下，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从图书馆、学校、书店、出版社等“阅读专业场域”向机关、社区、农村、工厂，从文化领袖和教科文专业工作者向普罗大众不断扩散的过程，各类全民阅读推广实践是其扩散的有力推手。

　　(一)阅读活动：从庆典仪式到融入生活

　　十年来，全民阅读活动从最初由政府部门、公共图书馆和出版社等专业机构所举办的大规模、广场化、仪式化、节日化的读书庆典，扩展为持续化、日常化、民间化的多元阅读活动。活动内容从初期的集体诵读、书香电视晚会、赠书、文艺表演、图书展示展销等，扩展为大大小小、线上线下的各类日常阅读活动，活泼丰富，数不胜数。

　　全国成长起多个地域性城市阅读节庆活动，如深圳读书月、江苏读书节、书香上海读书周、北京阅读季等，围绕这些庆典，政府主导的阅读活动可大致分为阅读内容推荐(如“大众喜爱的50种书”“中国好书”等)、读书榜样评选(如书香家庭、书香单位、读书之星、阅读推广人等)、竞赛类活动(如读书征文、朗诵、知识竞赛等)、展会类活动(书展、书博会、图书订货会等)。通过合作、赞助、奖励等方式，这些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间活动，从而激发出越来越多的创意和人气，促使这些全民阅读活动的影响从读书领域扩展到创作、出版领域，从场馆会堂延伸到家庭生活，阅读节庆也借此升华为广受瞩目的社会文化事件，提高了我国文化风尚的含金量。

　　(二)推广主体：从兴趣爱好到专业有序

　　十年活动培育了各类阅读组织的迅速成长，其可大致划分为行业协会型(如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深圳市阅读联合会、吉林全民阅读协会等)、研究型(如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新阅读研究所、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等)、经营性(如绘本馆、童书出版推广机构等)、公益型(如公益小书房、蒲公英乡村图书馆、三叶草故事家族等)、同人型(各类主题读书会、阅读爱好者协会)等，这些组织骨干大多是教师、图书馆员、出版人、传媒人、高校学生，并开始出现以阅读推广为理想和职业的专职人士，阅读推广对象，则集中在儿童群体及喜爱阅读的各类群体。

　　朱永新先生曾以“点灯人”命名阅读推广人，他们走入家庭、校园、社区、农村和偏远地区，不仅推广阅读，更充当了激发社会文化活力的“催化剂”角色。如果留心，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身边小区中的绘本馆，正在举办孩子们的故事会，或者在农村小学课堂上，会有阅读志愿者在帮孩子们策划一本自己的书。虽然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等已开始邀请国内外专家教授，开展各类阅读推广培训活动，许多阅读推广组织也已探索到稳定、长效的运作模式，但该领域整体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有待规范提升。

　　(三)媒介传播：从宣传推广到专业服务

　　我国自古崇尚阅读，近代以降，知识分子更将阅读和推动阅读视为解决“文化知不足”(梁启超语)、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径。新世纪之后，网络媒体的崛起、传统纸媒的没落、读书风气的变化，激发起舆论界对“阅读危机”背后隐藏的国民素质、民族危机的忧虑，各类媒介成为传播各类倡导阅读观点和声音的重要阵地。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虽然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但对“全民阅读”仍然陌生。

　　这种状况在2012年有了重要改变，一方面是由于全民阅读成为十八大、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热词”，还有一个促使“全民阅读”的概念从争辩中明晰起来的里程碑式事件——2013年，新华社的消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列入国家立法计划》(8月5日)甫经播发便骤然引发热议，认为该法规会干涉个人阅读自由的声音随之而起，经过网络舆情分析，我们发现，发声者不仅有知识分子、专业人士，还有大量普通民众，甚至是不爱看书的民众。但这些质疑在一两天后即回归理性，转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提出建议的声音。在江苏、深圳等地阅读法规出台以及《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理性建言与期待。

　　2013年，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成立，各种专业性全民阅读板块、栏目出现，相关宣传报道从“模糊的整体”向“清晰的板块”进展，关于儿童阅读、农村阅读、数字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国外阅读、阅读推广经验、阅读信息服务等内容日益丰富，媒体工作者也在对这些话题的探索中，不断增强自身对全民阅读理解的专业化水平，精进了阅读服务能力。

　　(四)阅读事业：从公益推广到双效合一

　　十年来，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激励奖励等措施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正在加速融合，全民阅读事业则是这种融合的一个典型入口。新世纪之后，新闻出版业一度陷入“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争，在转企改制中徘徊迷茫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取舍;一批知名实体书店在2011年前后歇业。随着全民阅读国策的起步，新闻出版行业、互联网电商、通讯运营商、教育服务机构等开始逐步转换思路，从努力迎合市场需求、售卖阅读产品转换为提供以内容为核心的优质多元阅读服务，为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种由全民阅读理念所引发的产业模式巨变，也同样适用于公共阅读服务行业，图书馆、农家书屋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人来读，而在全民阅读理念的指引下，这些机构开始努力突破场地限制，开展活动和延伸服务，主动吸引读者。当然，公益和产业的全面融合，仍然需要假以时日。

　　三、从警钟到尺度——全民阅读调查研究的十年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阅读研究水平对全民阅读发展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在儿童阅读推广方面走在世界前沿，有赖于该国百年来对阅读教育的研究、争论、调查和实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领域知名专家经系统研究向政府提交的专项报告(如1983年的《阅读之国：来自阅读委员会的报告》，1997年的《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2004年的《阅读在危险中：美国文学阅读调查》)，奠定了儿童阅读促进的基本国策。我国全民阅读的十年发展，也与阅读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密切相关。

　　(一)研究成果日渐丰富，理论探索有待推进

　　我国与国际接轨的阅读学研究起步于80年代后期曾祥芹、韩雪屏等学者的开拓，此后从教育、心理、脑科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对阅读研究的著述日益增多，2006年以来，“全民阅读”“国民阅读”等概念开始从人文评论层面进入到学术研究视野。从十年来科研成果总体看来，全民阅读研究在居民阅读调查与分析、译介国外经验、探索机制建设、阅读推广案例、阅读心理和行为本土化研究、阅读教育、阅读史等方面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阅读研究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引进、消化、吸收，但真正本土化、深入性、系统性理论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亟待更多阅读理论方向的构建研究，这对适合本土需求的阅读推广、内容生产都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阅读调查持续开展，①指标建立尚需努力

　　今天，各类由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公布的阅读调查数据层出不穷，探其源头，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99年首次启动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1999年至2006年的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到2005年国民图书阅读率首次跌破50%，意味着有超过半数国民成为不读书人群。国民阅读形势日益严峻，为社会各界敲响了警钟，并引起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开始联合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着手启动全民阅读活动。

　　2007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获得中央财政资金，从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通过梳理十年数据可以看到：2009年国民阅读率终于又回到50%以上，2014年已升到58.00%，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功不可没。在数字化技术影响下，报纸和期刊阅读率基本持续下降，报纸阅读率从2007年的73.80%下降到了2014年的55.10%，期刊阅读率从2007年的58.4%下降到了2014年的40.3%。而数字化阅读接触率却在持续显著上升，从2008年的24.5%上升到了2014年58.10%(见图1)。同时，我们发现，成年人均图书阅读量却起伏较大(见图2)，这种震荡源自于数字化阅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欧美等国近年调查数据也呈现了这种起伏变化，但我国国民阅读量与文化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其不符。

　　未成年人阅读率虽然其总体水平高于成年人，但起伏变化更值得我们警惕，尤其是0—8周岁儿童从2011年后基本呈下降态势(见图3)。儿童阅读是国民阅读的基础，儿童阶段也是一个人养成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儿童阅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监护人、教师等成年人的影响，年龄越小越是如此。据全国妇联最新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②城市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阅读条件缺乏的贫困儿童，他们不仅需要阅读资源，更需要阅读指导，否则，他们长大成人后，会成为国民阅读素质乃至文化素质的短板。在此，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阅读优先计划”及“早期阅读优先计划”，日本的《少年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和英国的“阅读书包计划”等法规项目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借鉴学习，动员全社会为儿童阅读营造空间、创造条件。

　　国家推进全民阅读有赖于精确全面的调研，仅有国民阅读调查是不够的，尤其是现在各种调查数据层出不穷，调查过程缺乏监督，为数据的横向对比造成困扰。因此，我们更需要充分考虑全民阅读所有因素的整体度量工具，例如总局所提出的书香社会指标体系的概念。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就开启了国民阅读指数建设工作，并与江苏、湖北、广西等地开展了省市阅读指数的研制和发布工作。湖南、深圳、北京等省市则自行开展本地阅读指数研制和发布。未来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综合阅读指数体系，实现国民阅读指数的标准化发布，形成全国统一、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全民阅读指数，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四、结语

　　总体看来，我国全民阅读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更多的是奠基性工作，“十三五”时期，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成，文化产业取得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地位，二者的融合发展将会凸显全民阅读更大的价值。在未来五至十年，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等相关法规政策的颁布，随着全民阅读工程的实施和基础研究的推进，全民阅读顶层设计的支柱才能真正矗立起来，社会力量才能更广泛地发动起来。我们期待中的未来中国，将是一个学校以阅读为教育主轴，国民以阅读为生活方式，城市以阅读为文化形象和气质，国家以全民阅读事业激发国民文化凝聚力、国家软实力的国度。

　　注释

　　①国民阅读调查从1999年开始到2006年，是每两年调查一次，每年发布上一年数据，2000年发布1999年数据，2002年发布2001年，2004年发布2003年，2006年发布2005年。2007年之后改为一年发布一次数据，最近一次是2015年发布的2014年数据。文中图标根据这些年份的数据绘制而成。

　　②马海燕. 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逾6100万占儿童总数约两成[EB/OL].(2014-05-16)[2016-03-28].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4/05-16/6180580.shtml.

　　参考文献

　　[1]郝振省，陈威. 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第一卷)[Z].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2]郝振省，陈威. 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第二卷)[Z].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3]魏玉山，周琪. 国外全民阅读法律政策译介[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张文彦，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升国，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业内信息

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

——全民阅读十年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