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无能和不作为都归结于体制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当下传媒行业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把一切问题，只要不是正面的，都归结于体制。体制成了垃圾箱，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广播电视也不例外，做不出好节目，体制问题;收入上不来，体制问题;没有创新力，体制问题;人心涣散，还是体制问题……

　　我们的管理体制的确存在各种不足，需要改革，改进，不过最近听到很多媒体人的抱怨，认为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开展不起来，主要也是体制问题!

　　这我就不得不说几句公道话了!

　　体制改革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我们必须看到，体制的变革其实就是政策、制度、法规等游戏规则的变革，这种变革直接的结果是导致整个行业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权利资源的重新配置与使用。

　　体制的变革主要存在两大风险。一是一旦不成功，将产生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能拖垮一个行业;二是由于涉及到利益资源的再分配，因此体制的变革是有巨大动荡风险，只有凝聚出变革的共识才可以(能够)实施。

　　体制的变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被动变革，是由于该体制过于陈腐，积压的变革动力太强，被反对者以破坏的形式彻底砸碎，这种变革的成本极高，往往伴随着长久的动荡和新的体制长久得不到树立的煎熬。

　　另一种是主动变革，是由管理者主动推动的变革，这种变革属于基于管理的需要进行的改良。这种改良成本最小，但它必须出现了问题才会形成变革的动因，因此，这种变革永远是相对滞后的。

　　但即使是主动变革也不可能彻底化解掉变革带来的风险，甚至它往往成为新增的风险因子。

　　研发、创新领域的体制改革风险尤其大

　　在有可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体制的主动变革是可以果断加快的，过度的迟疑，不仅会造成行业发展的停滞、资源的浪费，还会积蓄压力，导致破坏性的被动变革的发生。

　　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完全的科研创新领域，因为科研创新本身就是成功率低且风险大的事情。

　　特别是当下由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这是人类生产力进行的一次划时代的升级，它将导致的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等诸方面的全面变化，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全新世纪，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因此，这时的体制改革力度只能是适度的、原则性的、方向性的引导，还真就无法快得起来。

　　媒体的特殊性使得其体制改革要慎之又慎

　　而如果再具体到我们今天探讨的媒体产业体制变革，那就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必须谨慎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描述清楚未来媒体到底是什么样子，更别说涉及人财物资源如何配置的具体的改革措施、方法了。在传统媒体虽面对困难，但还没有被逼上绝境的今天，谁也不敢采用带领一个行业进行“跳崖式”的逃生突围。那样很可能想富没富成，连穷都耽误了。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媒体是一个十分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机构，涉及它的体制变革，更是要慎之又慎。

　　人类的群体是极易受到某种思潮(信息)的引导，就如被磁场极化了铁屑，朝着同一个方向，义无反顾地产生非理性群体行为的，并且这种行为是极易造成社会风险的。而媒体恰恰是社会认知传播的最主要的工具。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平和幸福的生活，谋求稳定的发展，那么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讲，媒体是必须被管理的，但它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是受控制。

　　人不仅是一个以食为天，也是以信息为天的动物，两者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将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在今天人类基本满足了食的需求的情况下，信息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互联网这台信息的发动机又使信息的管理变得尤其复杂，因此探索信息的安全管理是人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这就是说，对于承担公共信息传播的媒体的管理体制变革，必须慎之又慎。

　　用创新推动体制的变革

　　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型，这不是中国人找不到北，而是全世界的媒体人、文化人、技术人都在探索的前沿课题，是世界性新事物。

　　这样的新事物是不可能让体制的变革来驱动完成，相对而言，体制是社会中最不活跃最追求稳定的部分。如果体制在没有搞清楚未来的方向和趋势就贸然推动改革，那反倒令人担心了。

　　这种变革都是社会的先行者趟出路，管理者再根据结果总结经验，推动体制的变革加以跟进。就像当年农村的土地承包，不是先有改革政策，而是先有小岗村的成功实践。

　　事实上，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一直都在寻找、研究这方面的标杆，但在中国今天的电视界除了电视湘军，就真的找不到还有谁可以作为推广的旗帜，而湖南的经验又有其不可复制的特殊性(那么多自制的优质节目)。

　　所以，新媒体领域的创新缺的不是体制的改革，缺的是可以支持体制改革的电视界的“小岗村”。

　　作者：王明轩(国广星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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