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策略

　　摘要：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是新闻出版行业发展的关键，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又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属于政府主导导向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目前处于集群形成阶段，具有基地内企业关联度低、基地整体创新能力不强、竞争大于合作等特点。在推动数字出版基地成长和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应转变职能，培养数字出版基地自组织演化能力：一是培养数字出版基地组织与外部环境协同演化的能力，二是引导数字出版基地内的企业形成集体学习机制，三是引导数字出版基地形成企业创新的竞合机制。

　　关键词：数字出版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产业集群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系统长期演化选择和形成的进化方式，所谓自组织系统指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序结构的系统。①自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组织演化能力，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具有自组织的特征，其自组织演化的动力来源于基地内企业创新的竞合机制、集体学习机制以及基地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协同演化能力。如果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具备了自组织演化能力，那么就会逐渐解决目前基地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

　　一、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现状

　　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从规划之初就有清晰的发展理念，即以产业集聚理念为指导思路。集聚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②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会产生规模效应、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等集聚效应，这种集聚效应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数字出版产业集聚是地理邻近且相互关联的数字出版企业和机构相互合作，形成集聚效应的一个过程。数字出版基地侧重于企业在地理上集中，描述的是一种空间分布状态;而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则强调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各种机构之间的关联和互补，是一种动态的自组织机制。

　　从集聚效应来看，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目前处于集群形成阶段，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但是创新效应不明显。

　　1. 初具规模效应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占地面积大、营业收入在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收入中占据较大比例。

　　在用地面积方面，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都有宏大的用地规划，如重庆基地规划用地约167 000平方米，西安基地规划用地约667 000平方米，湖南中南基地的规划用地超过1300 000平方米。③而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北京市，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规划总面积也将达到300万平方米。④

　　在营业收入方面，2014年，我国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3387.7亿元，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17%，总体经济规模居新闻出版行业第二;12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共实现营业收入1118.7亿元(见下页表)，占数字出版全部营业收入的33%。⑤⑥

　　2. 竞争效应明显

　　在基地内部，企业间由于缺少互信，在数字出版产品的研发、创新过程中更多表现为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合作。在基地外部，发展环境还不完善，这使得企业间竞争更加无序，基地与基地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如目前入驻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企业中，有上海方正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百度、世纪创荣、中文在线、盛大、点击书、易狄欧等技术提供商、网络和渠道运营商以及终端设备商，还有IBM、英特尔等国外知名企业，但处于数字出版产业链上游、拥有丰富内容资源的传统出版社却少见，这无疑会造成基地内同类型企业偏多的局面，进而导致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由于国内出版的区域性和出版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各地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也存在很大的不均衡。如身处北上广一线城市的数字出版基地和其他城市的基地在产业环境、产业政策和产业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那些身处欠发达地区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招商、引资以及园区规划方面都存在一些劣势。如何打破地域限制，将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出版企业吸引到自己的基地来促进本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和本地出版企业转型升级，让扎根于本地的数字出版基地真正具有“国家”二字的特性，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

　　3. 没有产生创新效应

　　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目前处于产业集群形成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数字出版基地主要由一些规模较小且雇佣人员较少的文化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在规模、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异质性使得企业之间难以进行有用信息的交流，基地内企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合作网络，因而，没有真正形成上、中、下游企业良性互动的产业链条，企业知识的溢出和传播也无法产生。例如，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内部存在维普资讯、腾讯大渝网、重庆商界杂志社、课堂内外杂志社等龙头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主要因政策吸引而入驻数字出版基地，企业间的关联性较低，尚未形成产业链之间的链接和凝聚，导致企业发展不协调，缺乏内在联系，各自为营，不能形成集聚效应。⑦

　　另外，企业的知识获取路径仅靠企业自身的积累，基地内的集体学习机制缺失，组织学习能力较弱，加上基地内也缺乏中介组织等知识信息中心，以致基地的整体创新能力不强。如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正在建设数字出版版权认证中心和交易中心，但是根据其相关规定要求著作权人向版权局提交认证材料，显然这将导致海量数字内容的版权认证问题。可见，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没有形成“政府扶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良性循环。

　　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自组织特征

　　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含义是一个系统只有在开放、远离平衡和内部不同要素或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条件下，通过涨落放大才可能以自组织的方式，从混沌转变为有序，或者从低级有序发展为高级有序。数字出版基地作为一种组织系统，具有自组织的四个基本特征。

　　1. 数字出版基地的系统开放性

　　数字出版基地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断从基地外部吸纳不同行业的企业和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数字出版基地包罗了技术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终端设备商等相关企业，引入了文学、管理、外语、网络、电子、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开放性较强。只有保持开放性，数字出版基地自组织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交流才能发生。

　　2. 数字出版基地的非平衡性

　　数字出版基地涉及数字图书、数字报刊、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网络游戏和动漫、数字音乐等产业门类，基地内企业的规模、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知识信息的获取能力、员工的领悟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另外，数字出版产品的风格、质量、艺术特色也各不相同。这种非平衡性使得基地内企业具有通过各种途径提高研发、生产和经营能力的动力。这种动力又使各个企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处于不同的竞争位势，然后进一步打破竞争中的暂时均衡，使集群始终处于非均衡态，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升级。

　　3. 数字出版基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在数字出版基地内，有的企业对集群系统演化产生正加强作用，有的产生负弱化作用，而有的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正加强作用，而在其他条件下产生负弱化作用。另外，基地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相互制约、合理分工、差异协同、互为因果等。

　　4. 数字出版基地系统的涨落

　　数字出版人才的流动、数字出版技术发展的成败、出版市场需求的波动、政府政策扶持力度的变化、资金的增减、出版产品质量的好坏、读者心理和习惯的变化等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构成了数字出版基地的“涨”与“落”。

　　数字出版基地的阶段性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次次自组织发生的过程，每经历一次自组织过程，数字出版基地都可能会发生一次质的升级。

　　三、培养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自组织演化能力

　　自组织的实质是创新，以自组织的方式演化，系统才能发展出原来没有的特性、结构和功能，以使系统的复杂性增长。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培养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自组织演化机制来提高基地的创新能力，进而产生创新效应。根据自组织理论，自组织演化的动力有三个主要来源：集群内企业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互动合作、集群系统中子系统的协同性、集群系统固有的复杂性和协同性的驱动。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培养数字出版基地的自组织演化能力。

　　1. 数字出版基地内企业创新的竞合机制

　　数字出版基地内部企业非线性相关的自组织本质，通过竞争和协同效应产生有序稳定结构，成为基地自组织演化的内在源泉。竞争使数字出版基地内企业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动力，并在竞争中快速发展。合作机制则使基地中处于生产、交换等环节的一些潜在矛盾内化于某种基于信任的产业共同体中，从而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基于高度合作的充分竞争，其结果是使零和博弈转为正和博弈。如杭州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因为入驻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大运营商的数字阅读基地，以及阿里巴巴这样强大的互联网企业，因而围绕这些大平台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打造内容和产业模式的产业环境，为基地建设提供了先决条件和各种资源。

　　鉴于此，政府应减少行政干预，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功能，提高民间部门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政府可以推动数字出版基地运营模式由管委会制向公司制转变。管委会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管委会模式的管理层级较少，自主权较大，可以有效降低基地的建设成本，但是缺乏市场运营机制，没有专业的数字出版管理团队，也缺乏深度服务能力。而公司制的管理主体是由国资投资公司控股的管理公司，它的优点是能提供针对性的行业服务，提高运营效率和各种专业资源的有效配置率。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首创了公司制运营模式，即由张江集团组建，由上海张江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负责基地的日常运营服务。该基地在近几年的迅猛发展正是公司制模式成功的最好证明。

　　2. 数字出版基地内企业集体学习机制

　　数字出版基地内企业的集体学习过程具有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包括知识溢出、知识转化与创造两个阶段。知识溢出实质上是知识的自复制过程，主要由人才在基地内部企业间的流动、企业间的合作互动、新企业的衍生、人才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沟通四条具体途径得以实现。另外，从外部辅助机构(如学校、科技机构、公共服务平台、行业协会等)向核心成员企业的知识溢出也具有重要作用。按照自组织理论，数字出版基地对知识的转化与创造的过程实质上是自适应和自创生的过程。自适应是指当面对外部环境信息和知识的冲击时，数字出版基地能吸纳和消化这些新知识;自创生则指数字出版基地通过学习不断涌现出新知识和新思维。

　　国内外知名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大部分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密集的地方，比如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日本筑波科学城、德国慕尼黑科学园、加拿大卡尔顿高科技园等。所以，政府可以通过主动联系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积累本地的智力资本以培植集群的创新网络。如把张江数字出版园区建立在浦东新区，相距上海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较远，不利于与上海相关科研机构的合作;而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毗邻中关村高校聚集区，并且众多的中小型风险投资中介集聚于此，有利于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合作机制。

　　另外，应高度重视产业平台建设，为进驻基地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指导与服务。广东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基于广州市)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地的系统功能，建设包括公共服务、技术研发、企业孵化、人才培训与交流平台等在内的数字出版产业平台;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基于长沙市)提出建设产业发展、运营技术、内容营销及公共服务等数字出版四大平台;西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基于西安市)提出建设综合信息服务、策划创意与营销、研发与人才培训、多媒体出版、数字出版结算等数字出版产业平台。然而，这些只是规划而已，平台建设还有待政府、投资者、管理者和企业等多方协同努力。

　　3. 数字出版基地组织与外部环境协同演化的能力

　　由众多企业所构成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与其外部环境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是环境系统的一个要素，而外部环境实质上是由其他组织和要素构成的集合。数字出版基地通过与环境中其他要素的互动来影响环境的变化，从而创造对自身有利的外部条件;而环境反过来又影响基地的演化行为，使基地适应环境中其他组织和要素的变化。

　　例如，北京、上海拥有完整的出版体系、大量的出版资源、拔尖的科技水平和完善的人才梯队，实力雄厚，可以发展数字出版全产业链，而其他地方的数字出版基地则只能走特色发展之路，实现错位竞争。又如，重庆市依托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方正阿帕比、课堂内外杂志社、商界杂志社等企业，打造终身教育数字出版特色产业体系;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依托南京、苏州、扬州、无锡的文化资源与教育资源，重点发展电子书包、电子书以及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等优势产业;海峡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基于福州市和厦门市)围绕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建设突出闽台特色的产业基地。

　　在基地内，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建立功能分区，开展更细致的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如江苏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有南京、苏州、扬州、无锡四个园区。南京园区以南京雨花经济开发区为核心区，主要发展数字出版内容，同时还延展覆盖了70平方公里的整个软件谷，主要发展软件技术，从而很好地融合了文化与科技;而苏州园区重点发展游戏产业，扬州园区聚焦电子纸、电子阅读器、电子书包的生产，无锡园区则将重点放在物联网及动漫产业的发展。

　　注释

　　①毛磊.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59.

　　②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上)[M]. 李明轩，邱如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32-141.

　　③杨海平，郑林峰. 我国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发展理念研究[J]. 科技与出版，2014(7)：87.

　　④资料来源：方彬楠. 世联行签约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N]. 北京商报，2015-09-07(D04).

　　⑤数据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J]. 中国出版，2015(15)：7，11，12 .

　　⑥截至2015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14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其中，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于2013年获批成立，但在2015年11月才正式运营;江西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于2015年4月正式批准设立，但还未正式运营。所以，目前没有这两家基地的营业收入数据。2014年全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营业总收入是12家基地的营业收入之和。

　　⑦韦文杰.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路径分析——重庆市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J]. 经济研究导刊，2014(13)：213 .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上)(下)[M]. 李明轩，邱如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肖翔. 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发挥政府作用的战略思考[J]. 中国出版，2015(13)：22-24.

　　[3]金永成，钱春丽. 数字出版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研究——以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为例[J]. 科技与出版，2013(10)：14-17.

　　[4]Poter M E. Cluster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11-12)：77-90.

　　[5]Doeringer P B, Terkla D G. Business Strategy and Cross-Industry Clusters[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1995(3)：225-237.

　　[6]Arthur W B. 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J]. Science，1999(284)：107-109.

　　[7]褚劲风. 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毛磊.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数字出版产业集群化发展策略研究——以西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为例”(项目编号：2015Z12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世纪以来地理学译著出版史”(项目编号：15YJC870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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