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比较研究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的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二者在设奖主体的层级、奖励对象和奖励方式三个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同时又在设奖主体的独立性、评奖标准的具体性、评选程序的规范性、奖项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在此基础上，对推动中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建设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出版奖励　行业协会　中美比较

　　一、引言

　　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即由出版行业协会设立的出版奖励。出版行业协会是指出版行业从业人员按照出版业公认的原则，自愿组织起来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服务的群众团体性机构。[1]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是政府类出版奖的重要补充，在我国出版奖励中有重要地位。积极推动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政府类和企业类出版奖励难以达到的效果，更好地发挥出版奖励对出版活动的引导作用。在不少发达国家的出版奖励活动中，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占据重要地位, 其影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类出版奖励。美国是当今世界文化强国, 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出版奖励体制的建设较为成熟，值得我们进行研究与借鉴。因此，对中美两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进行对比分析，并从中得到一些思考与启示，有利于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健康发展，对于推动我国出版奖励机制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二、中美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发展概况

　　中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最早设立于1979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我国出版业的行业协会也陆续建立起来，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也随之兴起。出版工作者协会、书刊发行业协会、编辑学会等社会团体纷纷设立出版奖，形式多样，数量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调查与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共计50项，其中由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和学会设立的有35项，占总数的70%。在这些出版奖中，既有奖励优秀作品的，也有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的，既有针对图书和期刊的，也有针对电子出版物的，基本上涵盖了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丰富了我国的出版奖励体系，成为政府类出版奖励的重要补充, 对发挥出版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出版业的繁荣发展。

　　在美国，行业协会在出版奖的设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设立的出版奖往往代表着出版领域的最高荣誉，在美国有较大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图书制造商协会联合设立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就被誉为“出版界的盛典”，是美国出版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由美国儿童图书作家协会设立的儿童图书金风筝奖也被称为“美国儿童图书界最高权威奖”。美国行业协会在出版评奖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出现时间较早，历史悠久。成立于1876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早在1922年就设立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Newbery Medal)，用于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美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不仅设立较早，而且随着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奖项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据不完全调查统计，美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仅由一级行业协会和学会设立的重大奖励就有32项，至于像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等大型出版行业组织附属的机构设立的出版奖励更是数量众多。比如美国出版商协会2007年团体会员达331个，[2]旗下不乏设立出版奖项者。

　　三、中美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相似之处

　　通过对中美两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设立时间、设奖主体、奖项设置、评奖程序、评奖标准、奖项影响力等具体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以后，我们可以发现，两国的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1. 设奖者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

　　目前，在中国50项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由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和学会设立的就有35项，占总数的70%。在调查的美国40项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由一级行业协会和学会设立的重大奖励有32项，占到总数的80%。这是因为，全国性的出版行业组织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比地方性的出版行业组织更具优越性，举办出版评奖活动也更有影响力。

　　2. 奖励对象以作品为主

　　一般而言，出版奖的奖励对象主要包括出版物作品、出版单位及出版工作者三方面。通过对中美两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奖项设置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出版物作品的奖项占据多数。中国50项行业协会类出版奖项中，作品奖有31项，约占六成，针对优秀出版个人及出版单位的奖项分别仅有14个和5个，呈现出作品奖居多、个人奖与单位奖次之的格局。美国的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绝大多数也是以优秀出版物作品为奖励对象的，在调查的美国40项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作品奖约占90%。出版物作品是出版活动的直接体现，也是出版个人及出版单位的劳动成果，最能体现作者、编辑及出版单位的心血与付出，出版奖励以作品奖为主也体现了出版物在出版活动中的这种地位。

　　3. 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

　　在奖励方式上，中美两国的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采取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的奖项都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而言，大多数的奖项都是既有奖章和证书，又有一定数量的奖金。例如中国的韬奋出版奖对获奖者授予奖杯、奖状和奖金，并通过新闻媒介在全国进行通报和表扬;美国的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可得1万美元的奖金和一枚铜制雕塑。有的奖项甚至奖金丰厚，例如美国的塔夫茨诗歌奖(Kingsley Tufts Poetry Award)奖金高达10万美元，是美国出版界奖金数额最高的奖项。[3]但是也有一些奖项只发奖章证书没有奖金。例如中国图书奖的奖励就以荣誉奖为主，对获奖的出版社颁发中国图书奖奖牌，对获奖图书的责任编辑和作者颁发获奖证书，评委会并不发奖金。

　　四、中美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差异

　　虽然中美两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文化体制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中美两国的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设奖主体的独立性

　　在中国，出版行业协会大多是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自上而下，从政府部门分流出部分人员组建而成，其主要负责人大多由离职的政府官员担任，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现存50个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由多个单位联合设立的奖项有21个，约占四成。其中很多奖项都是由国家某部委或其直属机构主办，而承办的往往是一些行业协会和学会，如“粤版优秀畅销书”奖是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指导下由广东省书报刊发行业协会主办，“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是在教育部社科司指导下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主办，等等。设奖主体的多元化虽然有利于扩大出版奖励的评选范围与数量规模，提升其影响力，但是也会造成主体分散，不利于加强规范管理。

　　在美国，出版行业协会是出版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自下而上按照一定原则自愿组建而成，很少有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设立也较为规范。而且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版行业协会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管理体制，在出版评奖活动中有较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在调查的美国40项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由多方联合设立的奖项仅占10%，且基本都是由行业协会与企业、高校或者基金会共同设立，与政府联系较弱。

　　2. 评选标准的具体性

　　在中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评奖标准过于泛化，缺乏新颖性和可操作性。评选标准大多要求“高质量”，然而对获评作品的质量标准，往往以评审委员的主观判断为主，缺乏量化指标，比如唱片音乐领域的奖项会考量唱片的销量或者点击量等，但明显地鲜少有出版奖励对获奖出版物的销量作出明确规定，更多的以“具有较高经济效益”取而代之。

　　在美国，有的出版奖项的评选结果与出版物的销量有直接关系。例如由美国书商协会设立的“ABBY儿童图书奖”就是由全国各大书店根据销售情况投票选举，颇具影响力。有的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在评选过程中，对获评作品的评选标准有严格具体的规定和说明。例如美国凯迪克大奖(The Caldecott Medal)在评选标准中明确规定，获奖作品必须具备艺术价值和特殊创意，要有“寓教于乐”的功能。具体而新颖的评选标准使得该奖在美国备受推崇。

　　3. 评选程序的规范性

　　在申报环节，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多采用自下而上逐级申报的模式，比如韬奋出版奖先由出版单位统一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版协，再由省级版协确定名单后报送至中国版协;而美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多是由有资格的提名人直接向奖励主办机构提名推荐, 是一级式推荐模式，例如美“星云奖”的参评作品就是由美国科幻协会会员直接提名推荐的。

　　在评审环节，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评审委员会多是由设奖方聘请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组成，很少有大众评审。而且在评选时实行回避制度的很少，在调查的50个行业协会类出版奖项中，实行了回避制度的奖项仅占16%，评选程序亟待规范。在美国，评审委员会成员中很少有相关部门的领导，多是由出版领域专家和公众组成，而且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督。例如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获奖者是由专家和志愿人员组成的评审团选定的，全国图书基金会对其评审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

　　在信息公示环节，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信息公开度较低。即使很多奖项的入围名单、获奖名单都能在一些媒体网站上辗转查到，但是在奖项主办方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公示的却不多。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在官方平台对评审结果、入围名单等信息进行公示的奖项有29个，约占六成。而在调查的美国40项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有在官方平台进行信息公示的奖项占80%，信息公开度较高。

　　4. 奖项的影响力

　　在中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不仅在数量上居于政府类出版奖之下，而且在奖项的影响力上亦不可与政府类出版奖同日而语。首先，从行业认可度来看，除了一些知名奖项，如“韬奋出版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自身影响力较大，行业认同度较高之外，其他的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认同度都比较低，影响力也仅局限在一定层面。其次，从公众参与度来看，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中，有公众参与评选的奖项仅占22%，公众参与度仍然偏低。再次，与政府类出版奖相比，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媒体关注度不足，影响力有待提升。

　　在美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在国家出版奖励机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超过了政府类出版奖。美国行业协会设立的出版奖不仅历史悠久，独立于政府，而且很多著名奖项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图书出版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例如美国侦探作家协会设立的埃德加·艾伦·坡奖(Edgar Allen Poe Award)被誉为全世界侦探小说领域的奥斯卡奖;由美国儿童图书作家协会设立的儿童图书金风筝奖(Golden Kite Award)是美国儿童图书界最高权威奖项。

　　五、启示

　　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经过不断发展，已经和美国有了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在设奖主体的独立性、评奖标准的具体性、评选程序的规范性、奖项的影响力等方面还有一些差别。我们应当立足本国的基本情况，适当借鉴美国出版奖中的优秀经验，推动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有序开展和健康发展。

　　1. 实行管办分离

　　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设立主体独立性较弱，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奖项设立主体分散、多头管理的情况比较突出，实施管办分离势在必行。奖励的目的或意图，并不是通过政府直接主导奖励评审活动来实现，而应该利用市场运作方式来体现。[4]具体来说，就是行业协会在评奖活动中要明确自身的职能，保持运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克服评奖活动中的行政化倾向。

　　2. 明确评奖标准

　　在出版评奖过程中，评奖标准是评价所评出版物、出版单位、出版从业人员的基石、准则。[5]评价标准理应明确、细化、具体、新颖、规范，才能对奖项的评选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具体来说，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的评选标准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 ”原则，体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合理设置具体的量化指标，各个奖项之间要体现评选标准的新颖性和特殊性，可以把艺术价值、审美情趣、群众口碑等作为评价的指标来衡量。

　　3. 规范运作程序

　　评奖工作除了依靠一支具有广博知识、资深阅历和良好道德修养的权威的评选委员会之外，还要有严格、规范的评选程序，才能确保出版奖项评选的有序进行与严谨公正。在申报环节，虽然我国自下而上逐级申报的模式较为严谨，但是程序却过于繁琐，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简化，提高效率;在评审环节，要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淡化行政色彩，强化评审过程的监督;在信息公示环节，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实行公开渠道多元化，设奖主体应主动通过正式文件、官方网站、报刊、微博、微信、客户端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充分告知大众奖项评选的相关信息，使公众了解评奖情况，便于其参与和监督。

　　4. 提升奖项的影响力

　　一项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出版奖励，应该具有较高的公众参与度。只有公众认可并广泛参与，获评出版物传之于世、教化育人的社会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奖项的影响力才能提升。对于我国行业协会类出版奖，一方面可以设立大众评委或网络评审组，使评奖活动面向社会大众，广泛采纳民众的意见;另一方面可以采取网络投票、读者座谈会等方式让大众积极参与评选活动。具体来说，可以在读者评选基础上，再由评审委员会评议，也可以直接根据网友和专业读者的大量投票的结果来评选。从而使奖项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提升影响力。

　　总的来说，我国应当立足自身出版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吸收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出版奖励方面的先进经验，大力支持和鼓励行业协会类出版奖励的发展，积极推动我国出版奖励机制的建设，使其对出版活动的价值导向能够起到积极的激励引导效果，促进我国出版业乃至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闯，谭婷. 我国出版行业协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 大学出版，2005(2)：27.

　　[2]田天. 美国出版商协会[EB/OL].(2011-04-27). http://www.dajianet.com/world/2011/0427/155635.shtml.

　　[3]辛之晖. 天下文事[EB/OL].(2012-02-18). 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2/02/18/183186.html.

　　[4]方卿. 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的生产引导[EB/OL].(2014-08-08). http://www.cssn.cn/skjj/201408/t20140808_ 1284244.shtml.

　　[5]郝日虹. 文学评奖为何屡遭争议[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10.

　　(作者单位：刘芬，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曾元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机制建设研究”(11AZD017)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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