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红色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研究初探

　　《〈新青年〉季刊》的创办发行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重要时期。深入研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青年〉季刊》，对于研究早期中共的思想理论形态和重新认识中共早期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因此，笔者在《〈新青年〉季刊》原文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创刊背景、创办人、创刊宗旨、主要内容、意义和作用等方面对《〈新青年〉季刊》作一总体上的梳理和探究，以期对该刊物的后续研究作铺垫，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新青年〉季刊》的创立

　　《〈新青年〉季刊》是中共历史上的中央机关报刊。深入了解《〈新青年〉季刊》，需要首先弄清《〈新青年〉季刊》与《新青年》之间的关系。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自第二期开始改名为《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停刊，先后存在十年。《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主编的，从六卷起改由陈独秀等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轮流编辑，并由北京移至上海出版。1920年9月，改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迁往广州继续出刊，至1922年7月，九卷六期休刊。1923年6月，由月刊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但由于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人力不足，不能如期出刊，到1924年底只出了四期，以后成为不定期刊物，1925年1月至1926年7月，又出版了五号，而后停刊”。

　　所以，从整体上说，《〈新青年〉季刊》是《新青年》发行的一个阶段的称谓。《新青年》杂志从创刊到终刊一共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月刊阶段、季刊阶段和不定期刊阶段。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2年7月，是月刊阶段，共发行九卷54期;从1923年6月15日至1924年12月，是季刊阶段，共发行4期，即第一号到第四号;从1925年4月22日至1926年7月，是不定期刊阶段，共发行5期，至此终刊。

　　《新青年》存在的十年，正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特点。在王敬的《〈新青年〉简介》一文中，他按照《新青年》的政治方向的变化而将《新青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时间依次为：1915年至1918年、1918年至1921年和1921年至1926年。前两个阶段，其政治倾向基本是民主主义的，不过第二阶段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青年〉季刊》和《新青年》不定期刊存在的1923年6月至1926年7月，则明显属于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新青年》已经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刊物了。

　　在厘清了《〈新青年〉季刊》和《新青年》之间的关系后，重点再从创刊背景、创办人和创办宗旨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新青年〉季刊》。

　　《新青年》月刊是在1922年7月1日发行最后一期之后停刊的。关于对停刊原因的探讨比较少。张静如认为，“中共成立后，继续出版的《新青年》虽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但仍然有少量文章反映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色彩，这已不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只好暂时停刊”。但他对原因的分析不够客观。笔者认为，更客观的是周为筠在《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中的分析，他实际上阐述了两个方面相互关联的原因。一方面，在1920年9月，已经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将杂志改组成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上海发行的第一期《新青年》的开篇文章就发表了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观点。由此开始，陈独秀、陈望道等人与“反对赤化”和“反对谈政治”的胡适、钱玄同等人逐渐分裂。另一方面，随着《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它开始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和禁刊，并转入地下直至被迫停刊。所以笔者认为，不是因为《新青年》不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被反动政府查禁而难以存续。

　　后来，《〈新青年〉季刊》于1923年6月在广州创刊，由瞿秋白担任主编。随后，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11月1日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革命书刊，其出版、发行的刊物中就包括《〈新青年〉季刊》。关于《〈新青年〉季刊》的创办，同样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张静如认为，“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不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还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所以中共在二大之后，积极与国民党商讨合作事宜。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以促进国共合作的民主革命的顺利开展，1923年，中共对《新青年》进行改组，由刚回国的瞿秋白任主编，出版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笔者认为，他的这个判断还是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

　　二、革命理论的早期中国化：《〈新青年〉季刊》的主旨和内容

　　《〈新青年〉季刊》从1923年6月15日到1924年12月20日，共发行四期，即第一号到第四号。第二号和第三号的发行时间分别为1923年12月20日和1924年8月1日。创刊号为“共产国际号”。瞿秋白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他在第一段的尾部就指出了《〈新青年〉季刊》创刊的主旨，“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瞿秋白在该文中用5个“当”字开头的论点在五个段落中分别指出和阐释了《〈新青年〉季刊》的具体要求：“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

　　关于《〈新青年〉季刊》创办人和主编瞿秋白的思想的研究性论文，对于深入研究《〈新青年〉季刊》有着重要作用。瞿秋白于1916年在北京大学旁听，后考进免费的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时，参与学生运动，1920年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到苏俄采访，1922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同年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上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回国后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所以，通过对比《〈新青年〉季刊》和瞿秋白的经历与思想，就可以看出，《〈新青年〉季刊》的思想主旨有很深的瞿秋白的印记。

　　《新青年》在月刊阶段设定了一些比较固定的栏目，比如“小说”、“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世界说苑”、“通信”等。但是《〈新青年〉季刊》并没有设定固定的栏目。唯一的特例是在第一期最后设立了“评坛”栏目，发表了《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然而，后面三期中就没有再看到这个栏目。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还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以针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笔者初步分析认为，不设定固定的栏目，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新青年〉季刊》中的文章的主题相对比较集中和单一。在《〈新青年〉季刊》上共刊发文章53篇，其中译文24篇。张静如在《关于〈新青年〉季刊》一文中对这24篇译文按照主题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总结得出：“列宁著作6篇，斯大林、托洛茨基著作各1篇，共产国际决议和会议纪要4篇，赤色职工国际决议1篇。这13篇除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外，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中国革命有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乎占到一半内容的翻译作品都是对苏俄文献的翻译。很明显，《〈新青年〉季刊》的主旨就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作理论论证和宣传，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正如钱玄同对即将停刊的《新青年》月刊的评价一样，《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

　　其二，《〈新青年〉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和译作者的身份性质较为统一。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新青年〉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包括瞿秋白、陈独秀、周佛海等人，译作者包括赵世炎、蒋光赤、郑超麟等人。他们几乎都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其三，《〈新青年〉季刊》每一期的内容似乎都有自己的主题。从创刊号“共产国际号”开始就预示了这种特点。在该号上发表的文章和译文较为统一的倾向于介绍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纲领文件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第二号和第三号则倾向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成果。第四号更倾向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季刊》更像主题论文集，而非设定统一的栏目的刊物。

　　通过上述三点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新青年〉季刊》似乎并没有设定固定栏目的必要。虽然没有固定栏目的人为划分，但其文章按内容和性质也可以划归到不同的类型。《〈新青年〉季刊》的内容可以初步归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翻译作品。翻译作品占到了40%的比例，上面已经简要介绍了其内容构成，这里就每期略举几例。在创刊号中，一鸿翻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之题要》和陈独秀翻译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就是译自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决议和会议纪要的典型例子。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他们翻译此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见共产派对于职工运动中之‘东方问题’的方针及其念”。在第四号中，关于列宁著作的翻译非常集中，而且这些著作大都与中国革命相关。比如蒋光赤翻译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任弼时翻译的《中国战争》、李仲武翻译的《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等。对于《〈新青年〉季刊》如此集中翻译苏联领导人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具体原因，张静如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共处于幼年期，需要列宁等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和战略、策略上的帮助”。

　　第二类是专题介绍。典型例子有：创刊号中刊发的瞿秋白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第二号中刊发的史黎雯的《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但是，这些文章不是简单的史实介绍，而是摒弃了对琐碎历史的平铺直叙，进而采用史论结合、重点在论的思路。

　　第三类是理论探讨。例如，在第二号中刊发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这些文章中，早期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尤其是批评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宣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类文章其实还应该包含翻译作品中的许多理论著作，比如郑超麟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笔者注：在《〈新青年〉季刊》原文中使用的是“蒲列哈诺夫”的译法)的《辩证法与逻辑》、石夫翻译的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等。张静如对这两篇译文还作了特别说明，他认为：“此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着重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在与敌对思潮的辩论中，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性。”

　　第四类是实际问题分析。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中国革命。例如，在第四号中刊发的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等。

　　三、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影响：《〈新青年〉季刊》的意义和作用

　　《〈新青年〉季刊》创刊时定位为中共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所以，笔者认为，从理论层面来讲，它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新青年〉季刊》翻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例如，在第二号中刊发的周佛海的《马克思之〈资本论〉(读书录)》。周佛海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以及《资本论》的框架结构体系，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列著作、增加理论修养有颇大的助益。

　　第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新青年〉季刊》，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探索。例如，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第四号中刊发的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就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同样，在第四号中刊发的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总结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入探索了适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路径。

　　第三，《〈新青年〉季刊》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世界观和阶级意识的塑造。比如，在第二号中刊发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在第三号中刊发的蒋侠僧的《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都宣传了唯物史观，对于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觉醒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新青年〉季刊》拥有的广泛影响力，因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笔者认为，从实践层面来讲，其贡献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青年〉季刊》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例如，在创刊号中发表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第二号中刊发的史黎雯的《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以及在第三号中刊发的郑超麟的《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均为经验介绍文章。

　　第二，《〈新青年〉季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主张，为中共的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中共确立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第四号中刊发的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在其第二部分先后分析了中国存在的银行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担任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的问题，然后在其第三部分指出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毫无疑问应该是无产阶级。

　　第三，鼓舞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志和士气。以在创刊号中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为代表的瞿秋白、陈独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书写的诸多文章，都是气势恢宏、字字珠玑，读来让人心潮澎湃，革命意志备受振奋。这些文章，对于提升中国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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